10余名青岛科学家乘坐“雪龙”号参加了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他们在南极海水中寻找微塑料、在西风带关键海域首次布放中国海洋监测浮标、在阿蒙森海探寻南极磷虾繁殖地之谜——

崔迎春（左）与德国科学家进行现场讨论。

郑立在企鹅岛采集粪土样品。

破冰至中山站44公里处的“雪龙”号（2018年12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中国第35次南极考察队完成考察任务，乘坐“雪龙”号于3月12日返回上海。自去年11月2日出征南极以来，“雪龙”号科考船历时131天，先后4次穿越西风带，总航程30800余海里，其中冰区航行2102海里，在科学考察和综合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

       自1984年我国首次派出南极考察编队以来，这已是中国第35次派遣南极科学考察队。考察队由349人组成，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22岁，分别开展了长城站、中山站、泰山站、昆仑站、罗斯海新站等站点的综合考察工作，并在东南极冰盖开展了航空地球物理遥感观测，在南大洋阿蒙森海开展了海洋综合调查。

       据了解，此次南极科考中有不少青岛身影。来自岛城的自然资源部北海分局、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等单位的10余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日前，记者采访了部分已回青的科考队员，一起听听他们的科考故事吧。

     “我的工作是研究南极地区的微塑料，进行水样、生物样的取样调查和样品处理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生态中心工程师曹为告诉记者，已有研究表明在南极地区海水中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微塑料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巨大影响，在南极地区这种影响可能更深远。“这次我们在阿蒙森海区开展了20多个站点的调查取样，获得了50余个样品，这些样品由‘雪龙’号运送回国。”曹为说。

       谈起南极科考，曹为记忆犹新。他参加的是本次南极科考的第二航段，去年年底乘“雪龙”号奔赴南极。“我们在西风带关键海域成功布放了海洋监测浮标，还参与了向我国在南极的第五个考察站——罗斯海新站的物资运送，感觉这次南极科考过得很充实。”曹为对参与我国南极科考并见证其取得的多项成果而感到自豪。

     “这是我第六次登上‘雪龙’号前往南极科考，主要从事浮游生物的取样调查和样品处理工作。”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光这次带着师弟一起去南极科考，在“雪龙”号上，他们利用生物拖网等方式，在阿蒙森海区域共进行了13个站位的调查取样，尤其是获得了珍贵的磷虾样品。“我们在近2个南极航次中共进行了45个站位的调查取样，这些数据对于研究南极生态系统有着重要意义。”杨光说。

       据介绍，磷虾是南极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考察队初步发现阿蒙森海东侧的彼得一世岛周边可能存在磷虾繁殖地，为帮助科学界探寻南极磷虾繁殖地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我们目前位于南纬71°左右，处于极昼状态，随处可见冰山。”今年1月中旬，还在“雪龙”号上的北海海洋技术保障中心工程师路晓磊给记者发来邮件。“此次我隶属于南极科考的大洋队，将一直跟随‘雪龙’号在船上开展调查，主要工作内容包括阿蒙森海物理海洋调查、探空气球布放、潜标的布放与回收等。”

       据介绍，本次大洋科考方面，科考队首次在有“魔鬼西风带”之称的南大洋西风带关键海域成功布放中国自主研制的海洋环境监测锚系浮标；在罗斯海首次布放中国自主研制的极地水下机器人；今年也是我国第二次进入阿蒙森海域进行大洋作业和综合调查，科考队成功地回收了去年布放的水下潜标；在阿蒙森海东区首次实施多学科综合调查。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生态中心副主任郑立：

       曾一天负重行走4万步

       今年春节，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生态中心副主任郑立研究员是在南极长城站度过的。“42天时间都在做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的取样调查和样品处理工作。”郑立说，长城站所在地区的夏季并不太冷，最冷的时候大约-2°C，但是天气状况真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有时早上大雪纷飞，中午就晴空万里，可是刚出门采样，一转眼又风雪交加。在这样多变的天气里，郑立和同事们的取样过程，有种“跋山涉水”的艰辛。

       在郑立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菲尔德斯半岛的地图，长城站就在菲尔德斯半岛的南端。每次出门取样，郑立从站上出发，徒步向北而行，到达目的地，将水、沉积物等样品装进取样瓶，再负重10至15公斤徒步返回。每完成一次取样调查，他就会在那张地图上画一个小圈，40多天时间里，他画了30多个圈，几乎遍布整个菲尔德斯半岛。

       有一天，郑立和同事早上8点半出发，向北一直走到黄金湾，然后又跨越了科林斯冰盖，返回科考站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我们看了一下计步器，整整走了4万多步，当时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了。”郑立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旁边的同事直咋舌：“这大概是站上科考取样单日行程最远的纪录了吧？”

       40多天的南极考察中，企鹅给郑立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在阿德利岛（企鹅岛）上取样时，憨憨的幼年企鹅并不怕人，摇摇摆摆地凑到他身边，好奇地看他往取样瓶里装东西，令人忍俊不禁。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质室高级工程师崔迎春：

       搬回1吨石头当“宝贝”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质室高级工程师崔迎春兴奋地打开自己的电脑，指着一张张珍贵的照片，向记者讲述他和同事刘晨光在南极两个多月科考的独特经历。“我们比他们‘惨’，他们从水里、冰上或沉积物中取样不会特别重，而我和我的队友是直接采集石头，不管多沉都得自己背回来。”崔迎春在南极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德国科学家一起进行地质考察；第二阶段是参与我国新建科考站——罗斯海新站的建设。

     “我们这次中德合作是要弄清楚南极古陆的汇聚与裂解过程，以及相应的地质效应，为今后的雪龙探极工程助力。”崔迎春说，这次借助直升机和雪地摩托，他们实现了大区域机动考察，最远考察点距离德国冈瓦纳科考站约200公里。在合作考察期间，崔迎春和队友一共考察了122个地质露头，带回来约1吨重的样品。

       有一次，他发现了一块难得的新鲜（未经风化的）花岗岩，用地质锤敲了半天都敲不下样品，最后干脆把近15公斤的石块整个背了回来。在崔迎春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他坐在一堆石头中间，像守着“金矿”一样打量他的“宝贝”们，一脸的满足。

       崔迎春说，德国冈瓦纳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大家基本上都住在帐篷里。帐篷里放一个床垫再加一个气垫，然后人就裹在睡袋里休息。风大的日子里，辗转反侧也难以入眠。临走时崔迎春发现，原先帐篷下面几厘米厚的冰层居然都融化了。

       后来进入我国罗斯海新站，崔迎春在采集样品之外，还要和队友一起探出一条连结意大利站的陆路可行路线，为将来中国南极科考人员和物质输送提供保障。意大利科考站距我国罗斯海新站直线距离约30公里， 沿途多为冰川和积雪的山地。冰川表面冰裂缝很多，危机四伏。崔迎春和队友仅凭着竹竿等简单探路工具的敲敲打打，用了4天的时间，硬是趟出了一条“生命之路”。

       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赵鹏：

       建起我国极地首个海洋站

     “去年12月18日进站，今年2月15日出站，接近2个月时间，我们在南极地区建设了我国首个业务化验潮站。”尽管今年春节没能和家人团聚，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赵鹏却没感到遗憾，这次南极科考，他和同事们在南极迈出了我国站基海洋业务化观测领域的重要一步。

       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共有3人参与了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赵鹏和同事张子轩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长城站开展海洋站建设。赵鹏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国内的海洋站业务化观测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青岛人民耳熟能详的小麦岛海洋站就是国内先进的自动化海洋站的代表。

     “自2017年起，国家重视南极的海洋业务化观测工作，把任务交给我们，要在南极建设中国的海洋站。”赵鹏介绍，南极气候十分恶劣，海洋站建设工作并不轻松，接到任务的当年，他们就开始谋划建设工作了。“这次我们完成了第一步工作，建设可开展潮汐业务化观测的海洋站，这也是我国在极地区域的首个海洋站。”赵鹏高兴地将这一好消息分享给记者，“现在还能实现观测数据的实时回传，即使远在1.7万公里的青岛，我们也可以实时掌握长城站潮位的第一手动态。”赵鹏说，通过卫星，这些数据将实时传回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和位于青岛的北海预报中心，为我国后续的南极研究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

       近60天的南极考察，给赵鹏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受南极环境的制约，海洋站的建设工作非一朝一夕能完成。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建设功能完善的海洋站，包括观测盐度、温度、海浪、海冰等。”赵鹏对这项工作充满了信心。

       中国海洋大学教师曹亚伟：

       别把垃圾留在南极大陆

       “近年来，随着南极旅游价格亲民化，南极洲的中国游客身影越来越多，这也促使我们更关心南极旅游管理问题。”中国海洋大学极地研究中心教师曹亚伟最近一直在关注极地环保和旅游方面的问题。作为参与过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的社科类专家，曹亚伟的忧虑是有原因的。“我们在南极科考期间，发现了疑似游客遗留的饮料瓶等废弃物。”曹亚伟呼吁，应继续加强南极旅游和环境保护的管理力度。

       提到南极科考，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调查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同样不可忽视，通过南极实地调研，我们发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希望通过这些研究强化我们对南极环保的认识。”在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中，曹亚伟主要在长城站及站区附近进行南极旅游管理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于今年1月16日登上长城站，1月29日结束科考任务回青，“这段时间我主要研究了南极旅游增长趋势下，旅游活动对南极生态环境以及科考活动的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影响不容忽视，在后续研究中我还将继续关注这一话题。”

       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IAATO）的数据表明，在过去五年来中国游客南极游的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仅在2016至2017年就有5286名中国游客到访南极洲，占总数的12%。“中国游客多数是跟团旅游，大部分都会到长城站参观，当然游览线路相对固定，对南极的科考活动影响相对可控。”曹亚伟表示，尽管如此，南极洲生态环境脆弱，一点很小的生态破坏，恢复周期都十分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