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的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先民傍水而居，在江河湖海之畔捕鱼而食。

　　在渔网出现之前，先民的捕鱼方式还处于原始阶段，可以用“一击、二突、三搔、四挟”来概括。“击”，指用树枝、石块等工具将鱼类击伤或击毙。“突”，是用尖锐的树杈刺杀鱼，这种工具可视为鱼叉的雏形。至于“搔”和“挟”，则是捕捉栖息于泥沙之中的贝类的动作。

　　后来，先民学会了用植物纤维编织渔网，从此渔业捕捞跃入了新纪元。《易·系辞下》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做结绳而为网罟，亦佃亦渔。”渔网的出现，提高了渔获量，捕鱼者的生产所得除了维系生活所需，还有大量剩余，由此产生了以物换物的原始贸易。

　　从各地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泥网坠、骨质鱼叉、鱼钩等物，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渔业情况。各式各样的网坠，说明与之相配套的渔网的多样性。网坠按材质分为石质、陶质、骨质等，大小、形状不一，缝缀在网片的下缘。网坠可使渔网在水中充分张开，同时拖动渔网时获得更快的运动速度，从而提高渔获量。

　　先民的智慧不止于此。浙江钱山漾遗址出土的具有“倒梢”的竹编鱼笱，其入口处有一个漏斗式的竹篾，迎着水流的方向安置鱼笱，鱼虾可以顺着竹篾进入，却出不来。这种精巧的渔具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广泛使用了。

　　渔具的细化出现在西周，表现在渔具的种类和名目日渐繁多。《诗经》中提到的渔具名目有网、钓、罛、罭、汕、笱、罶、罩、潜、梁等十余种，这些距今两三千年的渔具名称，几乎一直延续到现在。

　　到了汉代，得益于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及水体环境的优越，渔业勃兴，渔具也有了各类变体。大致有徒手捕鱼、网捕鱼、钓鱼、罩捕鱼、鱼鹰捕鱼、水獭捕鱼等多种方法。

　　东晋时出现了“沪”，这是一种定置渔具。那时黄浦江尚未形成，苏州河直通东海，沿岸居民在海滩上置竹，用绳子编在一起，根部插进泥滩中，浩荡的竹墙向吴淞江两岸张开两翼，迎接着随潮而至的鱼虾。后来，“沪”成为上海的简称，在地名中保留下来。

　　晚唐诗人陆龟蒙《渔具诗十五首》的小序，俨然是分类详尽的唐代渔具史料。在这篇序里，许多渔具的名称沿用了《诗经》的传统，可见渔具的历史渊源。在唐代的江南水乡，渔具的种类如此繁多，在熟练使用渔具的同时，陆龟蒙发现这些渔具“穷极其趣”，而且在历代典籍中皆有记载，可以古今印证。

　　宋代时，浙江出现大莆网。渔民用两只单锚把锥形网固定在浅海中，网口对着急流，利用潮水，冲鱼入网，该网成为东海捕捞大黄鱼的重要渔具。当时，还出现了刺网，这是一种长带状的网，布设在鱼群活跃的水域，刺挂或缠绕鱼类。周密的《齐东野语》将刺网称为“帘”，“帘为疏目，广袤数十寻，两舟引张之，缒以铁，下垂水底”。这种渔网至今仍在使用。

　　南宋时还有滚钩之法，已经接近于现代的延绳钓。它用一根主线结缚若干支线，支线上有锋利的鱼钩，鱼群通过时，就会被密集的鱼钩挂住。《岳阳风土记》提到了这种渔具：“江上渔人取巨鱼，以两舟夹江，以一人持纶，钩共一纶，系其两端，度江所宜用，余皆轴之，中至十钩，有大如秤钩，皆相连，毎钩相去一二尺，钩尽处各置黒铅一斤。”这类渔具的使用，使渔获量大为提高，渔具至此又有了一次飞跃。

　　到明代时，渔具的样式日渐繁多，明《渔书》中列举的渔网名目有千秋网、枦网、桁网、牵风网、散劫网、泊网等，杂具有钓、罩、笱、锸等，可见明代渔具的种类之多。

　　至清末，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主张“实业救国”，奏请设立渔业公司，并购买渔轮“福海”号进行拖网捕捞，这标志着中国渔业的近代化。清末官员、诗人沈同芳参与其中，撰写了《中国渔业历史》。该书提到：“新式的渔轮‘网大船快，电灯佐之，断非粗笨浅隘旧有之捕鱼船所可较量’。”具有蒸汽动力的“福海号”作业规模颇为可观，“日夜换班，约每日3网，每网8小时，每20小时多可得鱼七八千斤”。至此，渔具的古典时代悄然落幕。